朱永宽

       手术那天清晨，儿子要我坐出租车，舍不得花钱还是坐了免费的公交。公交车的人太多了，到了医院我才想起来将带去装有碗、毛巾、雨伞、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小包丢失在公交车上。我急忙打电话告诉在公交公司上班的儿子的一位同学，请他帮忙寻找。儿子的同学没有找公交公司，而是自己很快在超市给我买来住院的生活必须品，无事生非地欠了一份人情。    

     早早来到病房，配合护士做好手术前的准备工作。八点多钟，我没有坐手术室推来的手术车，自行走到了手术室，爬上了手术台。

      无影灯下，我的头脑清醒，我说右肺有点轻微肺气肿，要求护士给我吸点氧，上了呼吸机。麻醉师要给我左膀打麻醉，我有早期冠心病，建议在疾患手指的根部打局部麻醉。麻醉师说，那就不是我的事了，那是医生的事。给我做手术一位副主任医师，一位住院医师来到手术室，他们说手术室医生是好心，在手臂上麻醉感觉肯定舒服一些。我说我不怕痛，他们尊重了我的意见，手指根部打了麻醉。医生说：局部麻醉你老人家如果还痛，就说一声再给您加一点麻醉药。 手术过程中，感觉有点痛，医生加打了麻药。我能清楚地知晓整个过程：切口、缝针、接线。手术中医生还与我交谈，配合默契，使手术顺利完成。手术结术后，我自己坐电梯回到病房。老伴在外面街边的小店为我下了一大碗面条，被我一扫而光。

        手术前几天，我家楼栋门前一棵树上一位老太太自杀身亡，老伴一人在家住宿晚上有点害怕，我必须回家陪她。医生检查了我的身体状况，勉强同意了我的请求。

    手术次日清晨，我坐公交车回医院病房。上公交车的人太多了，我怕别人伤害我的手指，我举着缠了纱布的手指（手戴着病号挽带）说：你们不要碰我。有人见我手指裹着纱布，问道：老人家怎么了：我说，从乌克兰前线回来的，引起车上的人都笑了：这老爷子真逗！车上人多，没有坐位，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笑着说：乌克兰前线回来的大爷，您坐！

      病房床位紧张，连走廊上都住上了人。早上查房时主任微笑着对我说，老爷子与您商量一下，您晚上不在里面住，把床位让给别的病号，给您老人家在走廊上挂了个床位，行不行？我说可以，疫情期间不是病情严重，谁来住院？病患者是弱势群体中更弱势的群体，应该同病相怜 。    

     手术的拆线，由于疫情影响，我所在的小区开始封闭，不能出门，只好呆在家里。我去社区说明情况，请求去医院拆线，他们回答叫我去找110，可以自己出资100元送到医院拆线回来。我无可奈何。 认为他们防疫有点过份，因我住院才回家不能出门，况且我的健康码从来都是绿码，他们说就是不放你出去。 我想胳膊斗不过大腿，在家用消毒液擦患处，静等疫情好转的那一天。

     过了几天我去社区找他们领导，我说手指手术后要拆线，他们也说去打110 ，自费送你去送你回来。我打电话给医院的大夫，他们说迟几天拆线也可以的。纱布包在手指上不舒服，想早一点拆线。去社区再找他们，社区工作者说，社区卫生所可以拆线，去了卫生所，免除了挂号费，收了二十元手续费。 手指手术后生活很不方便，洗澡左手一直戴手套，洗菜洗碗打扫卫生都是老伴干活，我左手从来没碰过水。手术的手指还是有点痛。

     人家说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在家静静地等待。但愿疫情很快过去。